第127章：你所不知道的民族考古
算上前世的经历，两个的相似度就更高了，邹先生本科学的历史学，苏亦本科学的美术史，都是学史。
当然，历史学跟美术史，这俩研究的东西，压根就不一样。
当年，他要不是有北大情节，花费三年的时间死磕北大，如果愿意留在广美的话，早就硕士毕业了。
就算他不愿意留在广美去央美的话也可以。要不是走上调剂的路，他的第二选择肯定不是云大。
第二选择是央美的美术考古。读博的时候，苏亦还申请过央美的博士，想要跟随李军教授读博，最终还是被拒。
理由就是他硕士研究方向跟李军教授的艺术史研究方向不相符，跨度有点大。
说大也挺大，说不大也不大。但他的履历不行，又没有继续在艺术史方面深造，不然，最终专攻美术考古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申博的时候，有枣没枣都来一下。稍微沾边，可以申请都先跑去申请再说。然而，自从博士推行申请考核制度以后，读博也不容易了。没有成果没有论文，想要拜入大牛门下，没门。
最终苏亦也只能继续留在云大。
云大早在多年前学科评估的时候考古硕士点就被取消，李昆声教授退休以后，云大考古后继无人，其他的老师纷纷出走，云大考古都并入文博硕士招生。而且还是历史学院以及校外评聘兼职导师带学生，比如云南考古所以及省博物馆等多个省内文物系统的研究员。
到了博士阶段，基本上往外跑了，不然，留在本校就只能改变研究方向跟中国史的博导混，或者是跑去研究民族考古，在民族考古方面云南高校的实力也还行，比如早些年的汪宁生教授，如果苏亦二战的选择进入央民，估计读博期间很大的概率就是跟民族考古死磕。
就算留在云大读博，也绕不开民族考古这个坑。
这一切都是命。
一步慢步步慢。
浪费三年的时光，蹉跎了岁月，虽然入坑考古行业，但跟他当初最为喜欢的方向，还是背道而驰。
要问苏亦后悔吗？
自然后悔。
不然，重来一次为什么还坚持北大考古，而非中大考古呢，因为他清楚留在中大，继续跟梁钊涛教授混，这辈子肯定逃不了民族考古的牢笼。
那么回到现在，说回邹先生，他为什么说苏亦的经历跟他有点相似呢？
仅仅是俩人本科都没读考古就入坑，直接研究生起步？
有这个方面的因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苏亦根本就没读过本科，仅就他现在的履历来说，他比邹先生还不如，何来相提并论。
可邹先生偏偏说苏亦的经历跟他有点像，这个像，除了俩人都是非考古本科出身却读考古研究生之外，还有哪些相似？
这种相似，其实跟苏亦接触考古学的过程有关。
邹先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以及郭沫若先生相关著作才对考古专业产生好奇。
这段经历，对于苏亦来说也差不多，他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自己读古史辨，读甲骨四堂的著作，还喜欢梁思永。
当年，邹先生一开始是打算攻读古文字专业的，后来读郭沫若先生的著作发现三大难题以后，邹先生就放弃了古文字学，转向考古学，毕竟在他看来古文献跟古文字都没有办法解决郭的三大难题，想要寻求这些答案，就必须要读考古学。
恰好，苏亦的古文字功底还不错，还会认甲骨文，这扎实的基本功，在北大考古专业77-78级两个班中几乎没人能比。
梁思永先生肯定不是邹先生的偶像，但他主持发掘并且参与编写的《城子崖》却成了邹先生研究生时期的比读物。
更加重要的是，他俩都进入考古专业读研之前都没有田野实习经验。
这个才是最为关键的。
一个考古研究生，却没有田野实习经验，在国内例子极少，在北大就更是独苗，然而，邹先生是首个，苏亦也是首个。
邹先生是北大建立考古专业以后招生的第一个研究生，而苏亦则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录取的首个非考古背景出身的研究生。
从情感来说，邹先生下意识把苏亦当成同类。这点，苏亦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不然，之前邹先生为什么会让他当助教就更容易理解了。
说回邹先生提到的四本书，《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这两本，不是专著而是期刊，20世纪20～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专刊之一。内容以有关安阳的发掘工作为限，不收外来稿件。由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陈寅恪、董作宾、丁山、徐中舒任编辑。
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共出四册。
安阳殷墟1～7次发掘的工作简报和有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1936后该所另编《田野考古报告》，《安阳发掘报告》不再出刊。
《田野考古学报》47年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建国以后改名成现在的《考古学报》）
所以这两本书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城子崖》跟《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这两本报告，苏亦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现在宿舍都有着这两本书呢，其中《城子崖》还有宿白先生不少批注，而《斗鸡台东沟区墓葬》则是许婉韵送给他的，里面都是这位大姐的学习心得。
有时候，翻看旧书乐趣之一，就是看着这些前辈在书上做笔记写心得，可以从这些只言片语去窥视前辈们的治学心路历程，这也是淘旧书的乐趣之一。
得到苏亦的肯定回答以后，邹先生并没有让他继续讲解，只是让同学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发掘报告。
然后继续跟同学们分享关于他读研的经历，甚至临到下课的时候，还讲述他被录取研究生那个暑假因为贪玩被向达先生呵斥的事情。
本科毕业以后，9月份研究生才开学，这期间，邹先生就去青岛看望家人，同时还在那里避暑度假了。
恰巧，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培训班就在北大上课。老一辈的考古人对这个培训班再熟悉不过，都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向达先生恰好担任考古培训班的副主任，他认为邹先生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研究生应该随训练班补课，结果，邹先生偏偏跑去玩了，等会北大的时候，培训班的课堂讲授部分基本已经结束。
邹先生想要回来上课，已经来不及。作为他学术引路人的向达先生，对于此事非常生气，把邹先生叫到家里，就一通臭骂，差点把当年的邹先生骂哭了。
这一幕，苏亦总感觉似曾相识。
不对，完全就是同病相怜啊。
因为他暑假的时候，就被宿先生写信呵斥一通，上一周又被臭骂一顿。
听完这个时候，苏亦只能再次感慨，宿先生不愧是向达先生的弟子，就连脾气都如出一辙。
这事，对邹先生影响还是很大的。
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他一生。
不然，也不会现在拿出来说，也有可能是邹先生怀念向达先生的一种方式吧。
缺席这一次考古培训班的课程，对于邹先生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同年10月份，他跟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到郑州二里岗实习的时候，直接抓瞎了。
说到这里，邹先生顺便讲了一下二里岗的情况。
二里岗遗址的最早发现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
这位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小学老师。
二十年代就读于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参加河南古迹研究会，只不过抗战爆发以后研究会解散，韩维周才回乡当小学教员。但，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干着考古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
这种调查，完全就是自费调查。
不是真爱，谁能坚持那么多年呢。
韩维周先生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破旧的城垣周围转悠，就这样转悠着，还别说，真的就有大发现了。
1950年秋，他在郑州南方向二里岗一带采集到一些古陶碎片、石质生产工具、占卜用的卜骨。韩维周看到这些器物，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初步推测应该商代的遗存。
在河南发现商代的遗存，并不稀奇。
自从殷墟被发掘以后，全国的同行都知道河南是考古人的风水宝地。
考古重镇不是说说而已。
韩维周把这些发现上报有关部门，请求派人深入调查。
所以过一年，51年春的时候，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就在二里岗展开调查。
他们根据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管局中科院考古所还有北大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
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
可以说，北大的考古培训班开创了国内考古行业的一个田野发掘模式，自从北大培训班开办以后，全国各地只有发现重要的遗址需要发掘，各地的文物系统就开始开办培训班，然后把下面市县的骨干力量全部抽调过来进行发掘。
考古培训班这个模式，就算到了后世依旧还流行着。
社科院考古所组织全国性的培训班，而各省考古所组织地方性的培训班，然后逐级培训。
二里岗绝对是邹先生的福地。后世，他不少的著名学术成果都是跟二里岗相关。
然而，一开始在田野实习过程，他这个研究生也被打击得不轻。
当然，邹先生在二里岗实习，肯定是有优待的，因为当时就是考古所的郭宝均先生作为实习队指导，自家导师当随队指导，完全就是一路开小灶。
最终，因为他错过课堂的学习，又缺乏发掘经验，跟不上其他人的发掘进度，只能换实习地点，被安排到洛阳泰山庙实习。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都是地方考古系统的骨干分子，比如《洛阳烧沟汉墓》的主编蒋若是先生就是这一届的学生，邹先生没经验，跟不上进度是正常。
这个方面，苏亦深有体会。
他也是半路出家。
直到读研才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当时，整个人都傻眼了，尤其是发掘探方刮面画线的时候，他几乎是双眼呆滞，大脑一片空白。
刮面是考古学的基本功。
啥是刮面，就是拿着手铲慢慢的在探方土层慢慢刮。
那么哪种程度属于刮好？
不好意思，真不知道。
甚至，看到指导老师示范，说，“咱们对比一下，前面两块土层的颜色，同学们仔细看啊。这块土颜色明显深一点，质地也比那块土松一点。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判断这里明显有两个遗迹，这个打破那个。”
当时，苏亦看到的很认真。
实则思想环游太虚。
因为，他压根就看不出来土层颜色有啥区别。
啥都不懂。
咋画线啊？
听到邹先生说自己这段经历，苏亦就可以脑补出当时的画面了。
而且，邹先生的经历比自己当初第一次下工地的经历还要可怕。
因为工地下场，懵逼的学生也不只有他一个，跨考的学生也不只有他一个。
大家半斤跟八两，都是难兄难弟，大哥也不笑二哥。
其他老师的课堂，讲述的内容太过于高大上，相比较之下，邹先生讲述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接地气太多。
让台下的学生都觉得，原来邹先生读书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也有过我们一样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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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学跟美术史，这俩研究的东西，压根就不一样。
当年，他要不是有北大情节，花费三年的时间死磕北大，如果愿意留在广美的话，早就硕士毕业了。
就算他不愿意留在广美去央美的话也可以。要不是走上调剂的路，他的第二选择肯定不是云大。
第二选择是央美的美术考古。读博的时候，苏亦还申请过央美的博士，想要跟随李军教授读博，最终还是被拒。
理由就是他硕士研究方向跟李军教授的艺术史研究方向不相符，跨度有点大。
说大也挺大，说不大也不大。但他的履历不行，又没有继续在艺术史方面深造，不然，最终专攻美术考古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申博的时候，有枣没枣都来一下。稍微沾边，可以申请都先跑去申请再说。然而，自从博士推行申请考核制度以后，读博也不容易了。没有成果没有论文，想要拜入大牛门下，没门。
最终苏亦也只能继续留在云大。
云大早在多年前学科评估的时候考古硕士点就被取消，李昆声教授退休以后，云大考古后继无人，其他的老师纷纷出走，云大考古都并入文博硕士招生。而且还是历史学院以及校外评聘兼职导师带学生，比如云南考古所以及省博物馆等多个省内文物系统的研究员。
到了博士阶段，基本上往外跑了，不然，留在本校就只能改变研究方向跟中国史的博导混，或者是跑去研究民族考古，在民族考古方面云南高校的实力也还行，比如早些年的汪宁生教授，如果苏亦二战的选择进入央民，估计读博期间很大的概率就是跟民族考古死磕。
就算留在云大读博，也绕不开民族考古这个坑。
这一切都是命。
一步慢步步慢。
浪费三年的时光，蹉跎了岁月，虽然入坑考古行业，但跟他当初最为喜欢的方向，还是背道而驰。
要问苏亦后悔吗？
自然后悔。
不然，重来一次为什么还坚持北大考古，而非中大考古呢，因为他清楚留在中大，继续跟梁钊涛教授混，这辈子肯定逃不了民族考古的牢笼。
那么回到现在，说回邹先生，他为什么说苏亦的经历跟他有点相似呢？
仅仅是俩人本科都没读考古就入坑，直接研究生起步？
有这个方面的因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苏亦根本就没读过本科，仅就他现在的履历来说，他比邹先生还不如，何来相提并论。
可邹先生偏偏说苏亦的经历跟他有点像，这个像，除了俩人都是非考古本科出身却读考古研究生之外，还有哪些相似？
这种相似，其实跟苏亦接触考古学的过程有关。
邹先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以及郭沫若先生相关著作才对考古专业产生好奇。
这段经历，对于苏亦来说也差不多，他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自己读古史辨，读甲骨四堂的著作，还喜欢梁思永。
当年，邹先生一开始是打算攻读古文字专业的，后来读郭沫若先生的著作发现三大难题以后，邹先生就放弃了古文字学，转向考古学，毕竟在他看来古文献跟古文字都没有办法解决郭的三大难题，想要寻求这些答案，就必须要读考古学。
恰好，苏亦的古文字功底还不错，还会认甲骨文，这扎实的基本功，在北大考古专业77-78级两个班中几乎没人能比。
梁思永先生肯定不是邹先生的偶像，但他主持发掘并且参与编写的《城子崖》却成了邹先生研究生时期的比读物。
更加重要的是，他俩都进入考古专业读研之前都没有田野实习经验。
这个才是最为关键的。
一个考古研究生，却没有田野实习经验，在国内例子极少，在北大就更是独苗，然而，邹先生是首个，苏亦也是首个。
邹先生是北大建立考古专业以后招生的第一个研究生，而苏亦则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录取的首个非考古背景出身的研究生。
从情感来说，邹先生下意识把苏亦当成同类。这点，苏亦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不然，之前邹先生为什么会让他当助教就更容易理解了。
说回邹先生提到的四本书，《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这两本，不是专著而是期刊，20世纪20～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专刊之一。内容以有关安阳的发掘工作为限，不收外来稿件。由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陈寅恪、董作宾、丁山、徐中舒任编辑。
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共出四册。
安阳殷墟1～7次发掘的工作简报和有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1936后该所另编《田野考古报告》，《安阳发掘报告》不再出刊。
《田野考古学报》47年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建国以后改名成现在的《考古学报》）
所以这两本书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城子崖》跟《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这两本报告，苏亦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现在宿舍都有着这两本书呢，其中《城子崖》还有宿白先生不少批注，而《斗鸡台东沟区墓葬》则是许婉韵送给他的，里面都是这位大姐的学习心得。
有时候，翻看旧书乐趣之一，就是看着这些前辈在书上做笔记写心得，可以从这些只言片语去窥视前辈们的治学心路历程，这也是淘旧书的乐趣之一。
得到苏亦的肯定回答以后，邹先生并没有让他继续讲解，只是让同学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发掘报告。
然后继续跟同学们分享关于他读研的经历，甚至临到下课的时候，还讲述他被录取研究生那个暑假因为贪玩被向达先生呵斥的事情。
本科毕业以后，9月份研究生才开学，这期间，邹先生就去青岛看望家人，同时还在那里避暑度假了。
恰巧，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培训班就在北大上课。老一辈的考古人对这个培训班再熟悉不过，都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向达先生恰好担任考古培训班的副主任，他认为邹先生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研究生应该随训练班补课，结果，邹先生偏偏跑去玩了，等会北大的时候，培训班的课堂讲授部分基本已经结束。
邹先生想要回来上课，已经来不及。作为他学术引路人的向达先生，对于此事非常生气，把邹先生叫到家里，就一通臭骂，差点把当年的邹先生骂哭了。
这一幕，苏亦总感觉似曾相识。
不对，完全就是同病相怜啊。
因为他暑假的时候，就被宿先生写信呵斥一通，上一周又被臭骂一顿。
听完这个时候，苏亦只能再次感慨，宿先生不愧是向达先生的弟子，就连脾气都如出一辙。
这事，对邹先生影响还是很大的。
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他一生。
不然，也不会现在拿出来说，也有可能是邹先生怀念向达先生的一种方式吧。
缺席这一次考古培训班的课程，对于邹先生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同年10月份，他跟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到郑州二里岗实习的时候，直接抓瞎了。
说到这里，邹先生顺便讲了一下二里岗的情况。
二里岗遗址的最早发现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
这位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小学老师。
二十年代就读于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参加河南古迹研究会，只不过抗战爆发以后研究会解散，韩维周才回乡当小学教员。但，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干着考古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
这种调查，完全就是自费调查。
不是真爱，谁能坚持那么多年呢。
韩维周先生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破旧的城垣周围转悠，就这样转悠着，还别说，真的就有大发现了。
1950年秋，他在郑州南方向二里岗一带采集到一些古陶碎片、石质生产工具、占卜用的卜骨。韩维周看到这些器物，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初步推测应该商代的遗存。
在河南发现商代的遗存，并不稀奇。
自从殷墟被发掘以后，全国的同行都知道河南是考古人的风水宝地。
考古重镇不是说说而已。
韩维周把这些发现上报有关部门，请求派人深入调查。
所以过一年，51年春的时候，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就在二里岗展开调查。
他们根据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管局中科院考古所还有北大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
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
可以说，北大的考古培训班开创了国内考古行业的一个田野发掘模式，自从北大培训班开办以后，全国各地只有发现重要的遗址需要发掘，各地的文物系统就开始开办培训班，然后把下面市县的骨干力量全部抽调过来进行发掘。
考古培训班这个模式，就算到了后世依旧还流行着。
社科院考古所组织全国性的培训班，而各省考古所组织地方性的培训班，然后逐级培训。
二里岗绝对是邹先生的福地。后世，他不少的著名学术成果都是跟二里岗相关。
然而，一开始在田野实习过程，他这个研究生也被打击得不轻。
当然，邹先生在二里岗实习，肯定是有优待的，因为当时就是考古所的郭宝均先生作为实习队指导，自家导师当随队指导，完全就是一路开小灶。
最终，因为他错过课堂的学习，又缺乏发掘经验，跟不上其他人的发掘进度，只能换实习地点，被安排到洛阳泰山庙实习。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都是地方考古系统的骨干分子，比如《洛阳烧沟汉墓》的主编蒋若是先生就是这一届的学生，邹先生没经验，跟不上进度是正常。
这个方面，苏亦深有体会。
他也是半路出家。
直到读研才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当时，整个人都傻眼了，尤其是发掘探方刮面画线的时候，他几乎是双眼呆滞，大脑一片空白。
刮面是考古学的基本功。
啥是刮面，就是拿着手铲慢慢的在探方土层慢慢刮。
那么哪种程度属于刮好？
不好意思，真不知道。
甚至，看到指导老师示范，说，“咱们对比一下，前面两块土层的颜色，同学们仔细看啊。这块土颜色明显深一点，质地也比那块土松一点。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判断这里明显有两个遗迹，这个打破那个。”
当时，苏亦看到的很认真。
实则思想环游太虚。
因为，他压根就看不出来土层颜色有啥区别。
啥都不懂。
咋画线啊？
听到邹先生说自己这段经历，苏亦就可以脑补出当时的画面了。
而且，邹先生的经历比自己当初第一次下工地的经历还要可怕。
因为工地下场，懵逼的学生也不只有他一个，跨考的学生也不只有他一个。
大家半斤跟八两，都是难兄难弟，大哥也不笑二哥。
其他老师的课堂，讲述的内容太过于高大上，相比较之下，邹先生讲述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接地气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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