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升平下的风暴
若是太平的时候，这年头也是过得格外的快。仿佛就是眨了下眼睛，时候便就到了隆庆四年。
三年多的时候不算长，但也不算短。除了番薯这些东西，已尽在种不得稻麦的地方生长起来外，各地的钱庄也已成风行之势。
隆庆二年末，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萧墨轩上疏。各地私设钱庄，须押钱银入“朝庄”做保，其名“兑押”，否则不得经营。
押银入朝庄作保，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始，小一些的钱庄，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银全部送入朝庄。
但是这样做，却也不是没有好处。押金银入保的钱庄，此后便有了兑换朝庄金券银票的资格。而若是私营的钱庄有事，自然也有朝庄那边出面帮着打理善后。
而金券银票，比起金银实物来说，携带更是方便。数年前，只那京杭大运河上往来的商人，装了半只船的金银去买卖货物的也有。若是用了金券银票，就连只包裹放了也足够，其中的风险和运费，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
于是数年之间，金券银票便在全国通行开来。初时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广拿了银票，再去京城的钱庄里兑换了去买卖的。至后来，就连兑换也省得了，都直接拿金券银票交易。只是金券银票初行时，只在各地的朝庄内通行。每月便换一套密押，尚且保得住那伪造的手艺，尚无所失。后来扩展到各钱庄也可通存通兑之时，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
其中隆庆三年二月，假券之害最盛，只南京一地，冒领者即窃银愈万两，全国各地失银总数近二十万两之巨，朝野震动。朝庄之信。也几乎毁于一旦夕。
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个萧墨轩在，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只怕此时的朝庄便要倒下去了。
其实早在隆庆元年的时候。萧墨轩便决意要直接用水印防伪的法子去制作银票。水印防伪，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造纸匠们在无意中发明的。
先将水印纸用在钞票上地，也有两个说法。一说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另一说是1772年德国发行的萨克森纸币。
总而言之，1564年的时候。不论是大明朝，还是世界各国。都没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纸币上去。尤其是这时候地大明朝，对这种从来没有体现出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根本一无所知。
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庆三年还生出假券的祸害来，实在是连萧墨轩也低估了其中地手艺。水印造纸，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只要在盛纸浆的抄纸帘上编织上凹凸不同的花纹就可以制出。
可要将其中地花纹制作的难以模仿。又不影响印刷，倒是有难度了。
造券用地纸，也得了皇上的特允，命内衙宝钞司专制。所用的纸，也用太祖皇帝用过的桑皮纸，禁民间采买。
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纹一路上，改了又改，变了又变，直到隆庆二年的九月。历史近两年才制了出来。
隆庆二年七月。廷议改，增设其中钱银一项。凡伪制朝庄金券银票者。罪即与造私钱者同，斩不赦。
隆庆二年十二月，准各地钱庄经营兑换朝庄券，假券始现。次年一月废旧券，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所以才有了二月份地假券大害。用萧墨轩的话来说，就是“最后的晚餐”，旁人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那“最后”二字却是明了。
虽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为有钱庄里出了内鬼，泄了密押的底细，却又无从追究。只从三到六月间，禁兑金银，凡十两以上银票须积在一起，发文至京师堪对。
此三月间，因为禁兑金银，也是闹得鼎沸，多有乡间云朝廷欲吞民银。好在朝庄的股东，都是镇得了一方的大户，才没闹出事来。
从朝庄设立的那一天起，到改水印券，萧墨轩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处，也是发挥地淋漓尽至。
期间，各地因为伪票而起地官司也是以数百起论。其中诛制假者十六，贩卖者上百。夺其田产以为赔偿，余者充国库。
六月底，尽以水印金券银票行于天下，废密押。初见之，民莫能仿之。其上又加“红，蓝，黑，黄”套色叠印花纹及难摹之花纹印章。此外，各地钱庄又增辨钞掌柜，专司辨钞一职，民间亦寻其辨真伪，其俸禄同九品，造官册，由吏部入籍，只是不与他官通。
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项叠印花纹便是难制。印券的雕版，都是手工刻制，即使同一个人，刻两个出来也绝不会一样，仿制者印出来后多以手工画笔加绘之，连辨钞掌柜那里就未必过得了关。新券出后，叠印花纹愈加难仿不说，一时间更是学不了“朝券”上地水印花纹，假券之害乃止，钱庄之势比前更盛。
按照萧墨轩估计，假券之害至少十来年间可平。而十来年后，以如此大一份产业之力，换出更难仿的水印，甚至铜版雕刻，还有新纸，新墨也问题不大。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但是却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另在辨钞掌柜的指教下，十来年也足够让大部分百姓能识得假券了。隆庆三年秋，户部核准各地官仓，其年虽有数处受了灾害，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其中江南和湖广，四川三地，竟多有存粮无出而腐烂者。
以十亩地为例，以前尽种稻麦，风雨顺时，所得至多四五十石。现分半者为番薯等新粮，风雨顺时，五亩获稻麦二十五石，五亩获番薯玉黍七八十石。即使时节不济，十亩地所产亦不下六七十石，比历年大丰尤过。
是年，粮价大贱。民争入他坊为工，以获金券。富户则争改其田为桑麻，以求多入。
只隆庆三年十二月底，由南京送到的文书备记即录，隆庆三年间，南直隶增设大小织坊共三十一座，织机五千多张，增产丝绸棉麻布六万多匹。
次年开春，布价亦大跌。有自蜀中至京师者云：蜀锦不贵，道上行者皆着缎。
帝闻言大喜，亲携萧大学士诏告太庙，加其为太子太保。
从历史上看，明末的土地兼并确实存在着极其深远的负面效应，可偏偏在隆庆帝和萧太保手中，却成了另外一种局面。
在足够的粮食供应下，粮价日跌。大明朝也才六七千万人口，比起以后的十多亿也算是地广人稀，可用的土地甚多。各省富户，自此皆不以地广为豪，咸数所拥金银及作坊之数。
隆庆三年七月，萧少保又上疏请废不准商人着丝缎及子弟不许入学之法。是年，商税入京城越百万，几近田税之数。帝喜，准之。
若是说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倒也不准确。向来商人中都有这么一份特例的，那就是掌了天下钱税四分之一的盐商。
寻常的商家子弟，就连科举的资格也没，可偏偏那些盐商家里，不但可以考，还有额外的“商籍”，商籍的子弟，甚至比起寻常子弟更容易录取。王崇古和张四维，也都是盐商家的子弟。
不过朝廷的恩惠，从前也只到了盐商这一级便停了。直到隆庆三年，商税几乎与田税相等，且劳作者皆得食，未误田产。再加上萧太保的上疏，才降下了圣恩。
圣旨传下，商家多有焚香遥祝者，皆言圣上万岁，萧太保千岁，辅佐皇上至千秋也。
在历史上，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在被抄家的时候，也对张四维这么说过。可是眼下这些寻常人家对着萧墨轩说起来，倒是大为不同，真是一番实意了。
江南和蜀地的丝绸布匹高产，在一地自然是消耗不尽。
粮食的丰产，丝绸布匹的充盈，再加上金银券的通行，使得商旅日盛。不但是丝绸粮食，其他比如延宁的五宝，岭南的干果，江西的瓷器，以及各种酒宴器具等等物什，也通过无数条大道运往全国。
当年九月，原广东总督，现兵部侍郎张臬征南洋返。南洋至印度一线，皆握大明之手。朝廷设南洋镇抚司，经萧墨轩举荐，以张四维为首任镇抚使。萧太保，想了个周全，终于给未来的“张首辅”寻了个合适的位子，让他去和努尔哈赤做个伴。
南洋镇抚司的建立，使大明朝内几乎已经快要要膨胀的货物，顿时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南京龙江船坞，年内造船近百艘，获利数十万之多。宁波，泉州，广州各地的码头，真正是千帆竞流。
偌大一个东方帝国，再此时也渐渐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之势。但是太平的日子里，风暴的诱因往往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隆庆四年二月，一份看起来其貌不扬，毫无分量的奏折，轻轻的放到了司礼监的文案头上。
写这份奏疏的，也只是一个寻常的户部给事中，名叫张齐。张齐，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被人重视过，他的本人就和他的那份奏折一样，其貌不扬，毫无分量。
可偏偏就是这份其貌不扬的折子，却要在朝廷里引起一场偌大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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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的时候不算长，但也不算短。除了番薯这些东西，已尽在种不得稻麦的地方生长起来外，各地的钱庄也已成风行之势。
隆庆二年末，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萧墨轩上疏。各地私设钱庄，须押钱银入“朝庄”做保，其名“兑押”，否则不得经营。
押银入朝庄作保，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始，小一些的钱庄，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银全部送入朝庄。
但是这样做，却也不是没有好处。押金银入保的钱庄，此后便有了兑换朝庄金券银票的资格。而若是私营的钱庄有事，自然也有朝庄那边出面帮着打理善后。
而金券银票，比起金银实物来说，携带更是方便。数年前，只那京杭大运河上往来的商人，装了半只船的金银去买卖货物的也有。若是用了金券银票，就连只包裹放了也足够，其中的风险和运费，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
于是数年之间，金券银票便在全国通行开来。初时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广拿了银票，再去京城的钱庄里兑换了去买卖的。至后来，就连兑换也省得了，都直接拿金券银票交易。只是金券银票初行时，只在各地的朝庄内通行。每月便换一套密押，尚且保得住那伪造的手艺，尚无所失。后来扩展到各钱庄也可通存通兑之时，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
其中隆庆三年二月，假券之害最盛，只南京一地，冒领者即窃银愈万两，全国各地失银总数近二十万两之巨，朝野震动。朝庄之信。也几乎毁于一旦夕。
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个萧墨轩在，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只怕此时的朝庄便要倒下去了。
其实早在隆庆元年的时候。萧墨轩便决意要直接用水印防伪的法子去制作银票。水印防伪，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造纸匠们在无意中发明的。
先将水印纸用在钞票上地，也有两个说法。一说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另一说是1772年德国发行的萨克森纸币。
总而言之，1564年的时候。不论是大明朝，还是世界各国。都没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纸币上去。尤其是这时候地大明朝，对这种从来没有体现出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根本一无所知。
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庆三年还生出假券的祸害来，实在是连萧墨轩也低估了其中地手艺。水印造纸，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只要在盛纸浆的抄纸帘上编织上凹凸不同的花纹就可以制出。
可要将其中地花纹制作的难以模仿。又不影响印刷，倒是有难度了。
造券用地纸，也得了皇上的特允，命内衙宝钞司专制。所用的纸，也用太祖皇帝用过的桑皮纸，禁民间采买。
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纹一路上，改了又改，变了又变，直到隆庆二年的九月。历史近两年才制了出来。
隆庆二年七月。廷议改，增设其中钱银一项。凡伪制朝庄金券银票者。罪即与造私钱者同，斩不赦。
隆庆二年十二月，准各地钱庄经营兑换朝庄券，假券始现。次年一月废旧券，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所以才有了二月份地假券大害。用萧墨轩的话来说，就是“最后的晚餐”，旁人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那“最后”二字却是明了。
虽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为有钱庄里出了内鬼，泄了密押的底细，却又无从追究。只从三到六月间，禁兑金银，凡十两以上银票须积在一起，发文至京师堪对。
此三月间，因为禁兑金银，也是闹得鼎沸，多有乡间云朝廷欲吞民银。好在朝庄的股东，都是镇得了一方的大户，才没闹出事来。
从朝庄设立的那一天起，到改水印券，萧墨轩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处，也是发挥地淋漓尽至。
期间，各地因为伪票而起地官司也是以数百起论。其中诛制假者十六，贩卖者上百。夺其田产以为赔偿，余者充国库。
六月底，尽以水印金券银票行于天下，废密押。初见之，民莫能仿之。其上又加“红，蓝，黑，黄”套色叠印花纹及难摹之花纹印章。此外，各地钱庄又增辨钞掌柜，专司辨钞一职，民间亦寻其辨真伪，其俸禄同九品，造官册，由吏部入籍，只是不与他官通。
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项叠印花纹便是难制。印券的雕版，都是手工刻制，即使同一个人，刻两个出来也绝不会一样，仿制者印出来后多以手工画笔加绘之，连辨钞掌柜那里就未必过得了关。新券出后，叠印花纹愈加难仿不说，一时间更是学不了“朝券”上地水印花纹，假券之害乃止，钱庄之势比前更盛。
按照萧墨轩估计，假券之害至少十来年间可平。而十来年后，以如此大一份产业之力，换出更难仿的水印，甚至铜版雕刻，还有新纸，新墨也问题不大。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但是却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另在辨钞掌柜的指教下，十来年也足够让大部分百姓能识得假券了。隆庆三年秋，户部核准各地官仓，其年虽有数处受了灾害，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其中江南和湖广，四川三地，竟多有存粮无出而腐烂者。
以十亩地为例，以前尽种稻麦，风雨顺时，所得至多四五十石。现分半者为番薯等新粮，风雨顺时，五亩获稻麦二十五石，五亩获番薯玉黍七八十石。即使时节不济，十亩地所产亦不下六七十石，比历年大丰尤过。
是年，粮价大贱。民争入他坊为工，以获金券。富户则争改其田为桑麻，以求多入。
只隆庆三年十二月底，由南京送到的文书备记即录，隆庆三年间，南直隶增设大小织坊共三十一座，织机五千多张，增产丝绸棉麻布六万多匹。
次年开春，布价亦大跌。有自蜀中至京师者云：蜀锦不贵，道上行者皆着缎。
帝闻言大喜，亲携萧大学士诏告太庙，加其为太子太保。
从历史上看，明末的土地兼并确实存在着极其深远的负面效应，可偏偏在隆庆帝和萧太保手中，却成了另外一种局面。
在足够的粮食供应下，粮价日跌。大明朝也才六七千万人口，比起以后的十多亿也算是地广人稀，可用的土地甚多。各省富户，自此皆不以地广为豪，咸数所拥金银及作坊之数。
隆庆三年七月，萧少保又上疏请废不准商人着丝缎及子弟不许入学之法。是年，商税入京城越百万，几近田税之数。帝喜，准之。
若是说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倒也不准确。向来商人中都有这么一份特例的，那就是掌了天下钱税四分之一的盐商。
寻常的商家子弟，就连科举的资格也没，可偏偏那些盐商家里，不但可以考，还有额外的“商籍”，商籍的子弟，甚至比起寻常子弟更容易录取。王崇古和张四维，也都是盐商家的子弟。
不过朝廷的恩惠，从前也只到了盐商这一级便停了。直到隆庆三年，商税几乎与田税相等，且劳作者皆得食，未误田产。再加上萧太保的上疏，才降下了圣恩。
圣旨传下，商家多有焚香遥祝者，皆言圣上万岁，萧太保千岁，辅佐皇上至千秋也。
在历史上，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在被抄家的时候，也对张四维这么说过。可是眼下这些寻常人家对着萧墨轩说起来，倒是大为不同，真是一番实意了。
江南和蜀地的丝绸布匹高产，在一地自然是消耗不尽。
粮食的丰产，丝绸布匹的充盈，再加上金银券的通行，使得商旅日盛。不但是丝绸粮食，其他比如延宁的五宝，岭南的干果，江西的瓷器，以及各种酒宴器具等等物什，也通过无数条大道运往全国。
当年九月，原广东总督，现兵部侍郎张臬征南洋返。南洋至印度一线，皆握大明之手。朝廷设南洋镇抚司，经萧墨轩举荐，以张四维为首任镇抚使。萧太保，想了个周全，终于给未来的“张首辅”寻了个合适的位子，让他去和努尔哈赤做个伴。
南洋镇抚司的建立，使大明朝内几乎已经快要要膨胀的货物，顿时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南京龙江船坞，年内造船近百艘，获利数十万之多。宁波，泉州，广州各地的码头，真正是千帆竞流。
偌大一个东方帝国，再此时也渐渐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之势。但是太平的日子里，风暴的诱因往往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隆庆四年二月，一份看起来其貌不扬，毫无分量的奏折，轻轻的放到了司礼监的文案头上。
写这份奏疏的，也只是一个寻常的户部给事中，名叫张齐。张齐，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被人重视过，他的本人就和他的那份奏折一样，其貌不扬，毫无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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